陕西配资行业资讯平台 他在文革中崛起，却被邓小平另眼相看，倪志福：我是用毛泽东思想来判断是非

编者按：倪志福在政坛上默默地创造了一项纪录：自在“文革”中崛起三十多年来，历经毛泽东、华国锋、邓小平、胡、赵、江泽民时代，倪志福竟然一直稳居政坛高位，这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中，是绝无仅有的。

1965年，倪志福（左）与工友在钻头旁

从文革中召开的中共“九大”起，又经历十届、十一届、十二届、十三届、十四届、十五届，共七届中央，他一直担任了中央委员；其中，十届时是政治局侯补委员，十一届、十二届则是政治局委员。文革也罢，“两个凡是”时也罢，改革开放也罢，倪志福却始终没有入过另册，而总是每个时代的“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”。

倪志福原是北京永定机械厂的一个工人，发明了当时著名的“倪志福钻头”，因而成了“全国先进生产者”，劳动模范，文革前在本厂技校大专毕业，晋升为工人工程师。文革开始时，倪志福仅33岁，不可避免会卷入到造反的工人运动中。

倪志福介绍倪志福钻头

我们知道，另一个著名全国劳动模范、掏粪工人时传祥，曾是做了保守组织（首都革命工人捍卫团）的头儿，加之时传祥曾与刘少奇握手的照片太惹人注目，结果惨遭不幸。

倪志福却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，以工人代表的身份登上了政坛，也从此告别了他的工人生涯。

在1969年的“九大”上，他进入了中央委员会；而1973年召开的中共“十大”上，他更与王洪文、陈永贵一道，进入了政治局，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。

1976年4月发生的第一次天安门广场事件时，倪志福是北京市委第二书记，北京市总工会主任。四人帮垮台后，工人民兵总指挥马小六等被整肃，北京市公安局长被审查。但，这些却竟然与倪志福无关。

四人帮的垮台，不仅没有给倪志福带来厄运，相反，他还在华国锋执政的“十一大”上，晋升为政治局委员。

1980年华国锋下台后，汪东兴、吴德、陈锡联、纪登奎那四位同样也是在文革中崛起的政治局委员或副主席，也一道以主动辞职的方式下了台。但，倪志福却又留下了。并且，在胡耀邦主政的十二届中央里，仍保有了政治局委员这一要职。

邓小平复出后，陈云力主清理“三种人”。所以，文革中提拔担任了政治局委员、政治局侯补委员、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、吴桂贤、李素文、姚连蔚、孙健等人，便被先后一一撤职，打回原地。

但，奇怪的是，邓小平却没有抹去倪志福，还留用他继续当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，在十三届政治局里虽没有了老倪的位置，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却留给了他一席，并且任了两届。

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后，倪志福虽不再在政治局有职务，但却以老同志身份做了两届、十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。现在，仍在发挥党和国家领导的老同志的余热，不时出席一些中央级大会。

如果说毛泽东要起用倪志福，是因文革立工人典型的原因；而华国锋也重用了倪志福，是“凡是”派延续的需要；那么，坚决否定文革的邓小平，又是什么原因对在文革中崛起的倪志福也能另眼相看呢？

不止笔者有此疑问，人民日报北京站站长也有此疑问，对此倪志福是这么回答的：“你这个问题日本记者也曾问过我。告诉你吧，我这个人没有野心，做什么事都实事求是。我不跟人，只跟党的方针政策走。我是用毛泽东思想来判断是非。”

面对人民日报北京站站长颜世贵，他打开了话匣子。

“现在好多人都知道我（倪志福，下同）出名是制造钻头出名，对的，这是一个方面。但不知道送卫星上天的东方红5号火箭，也是我组织人搞出来的。周总理真正认识我，也是因为我搞出了火箭。要是没有那个东西，总理对我的印象还不是很深。”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两派群众打派仗，不干活了，送卫星上天的火箭没有人搞。周总理冒火了，很着急，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上海和北京，由工人来干。

那时我已是中央委员，九大当选的。我们接受了任务。实际上光工人干不了，我搞了“三结合”的班子。那时是军代表管厂，很支持，因为是总理下达的任务。军代表对我说，你要什么人你抽，有什么困难你可以发号施令。

我点将点了一批技术人员、一批车工、一批铣工、一批钳工，这些都是拔尖的人。我领导着这批人马，按着设计的要求全部做出来，拿去附近的云岗试验。在试验台上试验时，都很成功。

火箭的前面是由钱学森先生设计的，我们负责后面。加工的难度非常大，全是斜孔，人家都用精密仪器干，我们是土办法上马干出来的。人家有机床保证精度，我们是模具保证精度。

1970年5月份交给的任务，要求半年完成，我们9月份就交货了，提前两个月。当时钱学森是七机部的负责人，得知这个消息向周总理报告说，火箭后面发动机燃烧这一部分，是倪志福搞成的。周总理很吃惊：“咦，这个人以前是搞钻头的，现在搞这个也搞出名堂来了。”

后来，七机部管事的人都到我们618厂来开现场会。五机部的两位部长也来视察说：“七机部很满意！你们现在还叫倪志福同志劳动改造？你们不用的话，这个人我们要用。现在你们这个厂子乱七八糟，把干部都打倒了，叫倪志福牵头，领导这个厂搞生产。”

接手厂子时，我还是副总工程师，总工程师被打倒了。10月份任命我为代总工程师，我们这个厂是生产装甲车的。

1970年11月份开始改造老厂的时候，我说：第一，我一人是搞不了的；第二，制度要恢复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把这些全都破坏了，现在画图的、描图的、设计的、审核的没有签名，最后签名的都是设计组、描图组、组组组，完了到我总工程师这里，将来时间长了我都忘了。你设计的，我总工程师只能原则上审查，审查总图。零件图我是不管的，总工程师不能管零件图呀！我说，这两条你们答应的话，我可以干；要不答应，我这个代总工程师的差事就没法干了。

五机部领导说，同意你这两条意见，你这两条意见是合理的。后来，我任命了六个副总工程师：一个是搞科研的，一个是搞生产的，一个是搞工艺的，一个是搞冶金的，一个是搞机械的，还有一个是搞财务的。我们就这样干起来了。

我所在的618厂是个老厂，原来从修理到试制小批量生产，最高一年只能生产87辆装甲车，这怎么行？老厂要改造，一年应该搞到1000辆，打仗的时候搞到2000辆。我把这个生产方案拿出来，向部里报。部里同意这个生产方案，1000辆车，投资2000万元，把厂房搞起来。

从1970年到1973年，我穿着破棉袄与群众滚在一起，发动群众，号召群众，一心搞老厂改造。那时没有奖金，我们大干三年厂子大变样，一共花了2000万元，生产能力上去了，由过去的年产87辆到现在的年产1000辆。

1973年，我第一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散会以后，周总理把我留下，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。那时陈永贵还没有上来，吴桂贤也没有上来。

总理说，你是工人出身的我们自己的专家，你现在到了最高的政治领导岗位。

接着，总理对我讲起了党史。他说，党的六次代表大会是在苏联开的，当时吸收了一批工人出身的干部当中央委员。他给我数了数，现在一批人还在，比如陈云、谭震林，一连讲了好几个工人出身的干部。当然，有一批人牺牲了，还有一批人叛变了。一共讲了三种人，总理讲的有名有姓。

总理说，解放前你是当过童工，解放后，你又上过大学，又经过“文化大革命”这种锻炼，我相信你们这代工人出身的干部，能够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去做。讲得很细。

总理又对我讲，你现在到了最高的政治领导岗位，自己要注意几个问题。比如说，你刚上来，还不了解最上层的政治生活，不要自作主张，签字、批准什么东西，讲话呀要小心。因为你现在身份已经变了，你不是普通的工人了，你也不是北京市一个副书记了（那时叫书记），你现在是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候补委员，因此你的讲话今后要注意呀，一切讲话以前不算数现在都要算数呀，你要向吴德同志学习。

总理说，这个同志比较老练，稳当，比较谨慎，有领导经验，你有什么事不清楚的请教吴德同志。你先跟他学习一段，协助吴德同志把北京工作搞好，中央的事以后再考虑。

周总理就是这样跟我谈了一番话。这个我印象很深。为什么总理去世后，我要跟吴德同志两个人去医院呢，就是想着总理生前的交代。那天我们进了医院，正巧邓小平同志、汪东兴同志也到医院来了，我们四个人向总理遗体告别。记录当时的电视片、电影片都有。中间是邓小平、汪东兴，一边是吴德，一边是我。后来“批邓”了，把邓小平的像剪掉，中间空了一个人。

我跟吴德讲过，我这个人啊，现在大家都说我出名出的是钻头，实际上不完全是，一个工人搞一般的发明创造，说老实话，这种人有的是，工人发明家里有的是。周总理看上我，把我弄到这个岗位，当时有几条：一条是，我是工人出身；第二条是，我上了大学，第三条是，我有钻头实践，火箭搞上去了，把厂子整顿好了。

这几条总理相当满意。后来总理见外宾，接待的党政军也好，人民团体也好，总理找的是郭沫若、王国权、我，很多场合是我们几个人相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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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，让我出来当党的九大代表，厂里已经形成了两派，保守派赞成我，造反派不赞成，两派打得一塌糊涂。北京市委丁国钰讲了话：“618厂是军工厂，你们这个厂子出一个工程师、知识分子，工人由别的厂出了。”

我那时是大学毕业，又是副总工程师，跟我竞争的是造反派里的一个工人，检验员。丁国钰这么一讲，实际上指名要我当代表参加九大。

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在九大会议上一下选我当了九大中央委员。出席九大的北京市代表中有两个造反派和我一个劳动模范。

预选时吴德说，北京的两个造反派当中央委员，倪志福是劳动模范当中央候补委员。周总理说，这不行，一个造反派当中央委员，一个造反派当中央候补委员，一个劳动模范当中央委员。这就把我提上来了，所以正式选举时我是中央委员。

散会的时候，谢富治在北京代表团布置任务的讲话中说，原来你们是普通工厂里的一个领导人，现在你们的地位变了，当了中央委员，地位变了，不等于你们的水平一下子高了。不是，需要实践，需要锻炼。因此，你们回厂去，原来干什么的，回到厂子还是干什么，中央委员不脱产，带领职工把厂里的生产搞上去。

于是我当了中央委员回厂后，还是干活，照样接受监督劳动。直到1970年5月份，总理布置了“705”工程，才把我叫出来。

为什么要说这个，我有点想法。开十二大时，分组讨论我在华东组。有个人并不认识我，却当着我的面骂我：倪志福是造反上来的。

就是在那个会上，那人坐在我的前面，我坐在他后面，他就这么骂开了。认得我的人，都看着我。我当时想站起来与他辩，一想在这个会上不能辩，让人家去讲吧。

他们的发言弄了个简报，被王震看到了。我与王震、余秋里在“文革”中的关系相当好的，王震过去领导过那人。王震写了一封信给党中央：倪志福怎么是造反派上来的呢？他是跟“四人帮”斗的。

王震确实知道底细，老头子把那人训了一顿，并把给党中央的信又给了我一份。他对我说，我给你证明，你是有功的，他们不了解情况。

党中央一看老头子出来打保票，不是他一个，还有耿飚、康克清，据说都讲话了。后来，邓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，也出来给我讲了两三次话。

所以我说，我这个人能站得住。人家说你倪志福从九大到十四大都是中央委员，都在领导岗位上，怎么不下台呀？我说不下台，一是我没野心，二是我什么事都实事求是。我不跟人走，我跟党走。你要是跟人走，这个人犯了错误，你不动脑子，又不了解情况胡说八道怎么行？说我的那人就是一个。

那人还有一句话，倪志福要不是造反派，一个工人能爬得那么高吗？我说，你这个小子不看报，不读书，你也不知道我倪志福1953年就出了大名，在那里胡说八道。后来在授衔仪式上，我想给那人提意见，一想人家授衔就不提了，让别人传话给他的。在这个场合跟人家冲突，人家反过头来会说你不虚心，人家讲一句你就受不了？所以我不吭气，不吭气也是一种态度。

......

搞科研不搞派性，这样的人哪个领导都喜欢，这大概就是他能“长青”的原因吧。

注释

1945年，11岁的倪志福进入上海美孚石油公司当童工。1950年，进入上海德泰模型工场当学徒工；其间曾在上海青工政治文化学习班、第四机械制造训练班学习。1953年，被分配到北京永定机械厂（国营第六一八厂）五车间当钳工。同年，他在工作中发明了“倪志福钻头”。倪志福将“倪志福钻头”称为“群钻”。1958年10月，倪志福加入共产党，同年出席了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。1959年，出席了全国工业、交通、基本建设、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，获得“全国先进生产者”称号。1963年，毕业于北京永定机械厂工业学校大专班，获得大专学历。历任北京永定机械厂副总工程师、总工程师。1964年，北京市群众技术协作委员会成立，他成为首任主任。

1964年8月20日，倪志福在北京召开的亚洲、非洲、拉丁美洲、大洋洲四大洲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了“倪志福钻头”论文。1986年10月陕西配资行业资讯平台，获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颁发的金质奖章和证书。2001年12月5日，又经过倪志福重新改进的“倪志福钻头”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为实用新型专利。由此，他也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拥有专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。